10月27日凌晨，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68岁。
李克强之死令外界纷纷联想起1989年胡耀邦之死，死因也是突发心脏病，但悼念胡耀邦之死却意外引发了一场社会运动：1989年学潮。再往前看，悼念周恩来之死引起“四五运动”，也成了政治角力的一部分：北京高层怀疑邓小平等人利用悼念集会趁机反对“四人帮”和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
此次李克强悼念活动，也并不是没有政治化的。首先是有不少民众自发前往李克强故居献花，同时网络舆论也突然暴增，其中有关李克强生前言论“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长江黄河不能倒流”、“有权不可任性”以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等开始不断出现在民间悼词中。这些脱离语境摘出来的言论（甚至不一定符合原意），显然有强烈政治暗示色彩。与此同时，民间悼词也出现了“三十年来有惊无喜、三百年后自有公义”、“有的人活著，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著”、“胡赵遗风”等等。这类言论显然也是有著强烈政治诉求的。1
期间中文各大网络社区也涌现出大量含沙射影的言论，诸如“可惜不是你”、“公道自在人心”、“我还年轻，我可以熬”、“钉子户宁愿玉石俱焚也不搬家”、“钉子户还修改了作业”、“交给我们00后，总有一天为您报仇的”、“上面有坏人”、“请您放心，肃清的时候我绝不手软”、“精心策划的崇拜不堪一击，发自内心的爱戴坚不可摧”、“小学生干的”、“朱元璋太狠了”、“该死的没有死”等等。2
10月27日开始，海外媒体不断爆出中国各大媒体都在弹压言论，一边封杀热搜榜，一边加强舆论审查和监控。梁静茹歌曲《可惜不是你》每次在有领导人去世的时候也都会被封杀一次，最近一次被封杀是去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时，本次李克强去世该歌曲再次遭到全网封杀，因为涉嫌含沙射影针对习近平政府。3
从民间自发悼念行为和网络言论来看，可以说悼念李克强成了一场公共事件，民间行为有著强烈的政治色彩。即便中国各地自发悼念的民众并不一致表现出含沙射影的言行，但是不可否认，这些言行已经引起北京当局警惕，因为民众的情绪具有强烈政治意味。
有评论指出，参与悼念的群众可能具有不同目的，除了因为李克强个人政绩或从众行为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当下不满、对未来绝望、对李克强意外死亡的同情和对于习近平政府的愤懑和怨恨。4 一篇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的文章称，中国人在李克强身上看到了自己“十年苦苦支撑却节节败退”。5
其次，中国主要党媒、官媒和地方媒体对李克强去世有刻意淡化的倾向。各大新闻网站将李克强去世死讯放在靠边角的不显眼位置，排在头版头条的依然是习近平有关的新闻报道。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中国官方做法比较奇怪的是，似乎当局急于公布死讯，而不是讣告和死讯一起发出，讣告延迟十几个小时才发似乎是等待审批。另外，短短的讣告中，反复提及习近平五次，其中四次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这种做法比较反常。2019年去世的李鹏讣告也只提到一次江泽民。6
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称，新华社先以短讯发布李克强死讯，直到10个小时后才发布完整的讣告，表明北京高层对此深感震惊、毫无准备。7 但事情看上去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即便是死讯也没有占据各大新闻门户网站头条位置，反而微博一度删除有关热搜。尤其是弹压网络议论的审查机制反应尤其迅速，并不能说明北京高层延迟10小时才出讣告是因为缺乏准备——反而更像是在等中央对李克强此人生平的定性，这个定性就显示在讣告中。
在10月27日发行的主要官媒报纸中，有部分会在头版的边边角角发布李克强死讯，但是没有一例在头版头条显眼位置。显然，既然能够在头版发布死讯，肯定也能在头版头条发布死讯，但是没有一家报纸这么做。《人民日报》当天的头版甚至连边边角角也没有提到李克强死讯。
中国媒体反应这样“迟钝”不是没有原因的，这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中国媒体在望风向。香港特首李家超也是隔了一天才公开悼念，而且港府也没在27日当天发文悼念。8 这也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官员也在看风向。出现这些情况，与有没有准备缺少直接关联。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重要领导人辞世后有关悼念活动是可能被政治化的，这种情况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哀悼政治”（politics of mourning）。“哀悼政治”对于民众来说，可能被用来表达某种公共情绪，尤其是愤懑和不满；对于官僚和媒体来说，重要人物的逝世成了考察政治分歧的风向标——就李克强逝世而言，显然是对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忠诚度考验，也是对政治敏感和政治风向的评估。
去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大火”，两天之后就在乌鲁木齐、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爆发了民众自发参与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最终这些悼念活动促成了“白纸运动”，也称为反封控运动，直接迫使北京当局结束了残酷无情的封控政策。这说明中国的“哀悼政治” 实际上是有政治风险的，悼念周恩来和悼念胡耀邦引起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鉴于眼下中国各地陆续出现大量民众自发前往特定地点进行悼念活动，当地官员可能因为管治不力而受到上峰惩处。就目前来看，李克强悼念活动规模可能超过了江泽民去世（李鹏去世则极少有悼念活动）。
其中一个有争议的地方是，李克强之死被许多人认为是非正常死亡，由于咨询不公开、不透明，抢救医院、抢救过程、乃至死因都被认为有争议。习近平时代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比比皆是。有学者统计，胡锦涛十年共有68名官员自杀。但习近平执政第一年自杀官员约7人，第二年就达到到39人，仅2016年一年就飙升到120人。9 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加。今年4月1日两名省部级高官同一天非正常死亡，官方对外宣称是因病不幸离世，但是并未给出具体解释，有消息却称二人都系跳楼自杀。此前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锋、湖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曾万明、天津市市长廖国勋都系非正常死亡，并且死因都引起争议。10
除了官员自杀之外，商人和官员在羁押过程中被宣布死亡的案例也引人注意。比如今年贵州茅台前董事长袁仁国在狱中“因病去世”（享年66岁），虽然新加坡《联合早报》说是脑溢血，但中国媒体并没找到确切原因（而且尸体从速火化，也来不及验尸）。11 2015年，卷入薄熙来案的中国商人徐明原定于2016年9月出狱，却在2015年12月7日突然去世（享年44岁），其死因也对外公布是“突发心脏病”。12
前面网络评论流露出来的迹象，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民众并不信任官方给出的解释，转而倾向于认为李克强之死可能是一起政治追杀。而中国官方遮遮掩掩的做法，也更加加重了民众的怀疑。
不论如何，中国的“哀悼政治”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即使民间并未就李克强之死达成一致看法，这种哀悼活动是政治化的——这里的政治化既指民间的悼念活动携带有表达政治情绪及或诉求的意图，也指官方对悼念活动进行政治筹划。
但这并不是说政治人物死亡一定形成“哀悼政治”。即便核心高层领导人死亡，也不一定引起民众自发组织悼念活动。比如前总理李鹏之死就是如此，民间对此反应冷淡。但是与李鹏同时期执政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去世，却有民众自发组织悼念活动。当然，也可以说，这种故意的“冷遇”也是政治抵制的结果，因为李鹏不但要对“1989年天安门惨案”负主要责任，其治下也乏善可陈。李鹏之死，对于各方来说，都缺乏利用价值，反而冷遇却在表达政治态度。
到现在仍然没有成立李克强治丧委员会，这确实说明中央是缺乏准备的，但缺乏准备却并不说明李克强之死是没有疑问、没有争议的。因为即使是政治追杀，也没有提前准备讣告和治丧活动的道理。
但是李克强之死确实象征著一个时代的结束。可以说，作为习近平时代改革派的代表性人物，李克强之死彻底关上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可以想象今后（现总理）李强之死可能跟李鹏之死一个待遇，不但不会形成“哀悼政治”，反而可能造成“抵制哀悼”，因为二者上台缺乏正当性，反而仕途劣迹斑斑。
在李克强之后，越来越平庸和越来越脱离民众、漠视民生、无视民间疾苦将成为主流。这一点在今夏“京津冀大洪水”和“黑龙江” 大洪水可以看出来。今后，不但看不到总书记亲临灾难现场指挥救援和视察灾情，也看不到总理穿著筒靴走在烂泥地里。
当然，更大的损失是，今后再也没有人讲出哪怕一句稍微真实一点的话，透露一些中国社会的真实面目。毕竟历史上从不缺乏“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永远胜利、一直胜利，但最后还是走向灭亡的国家。